後封城時代的價值觀

「有時可能幾十年都沒有大事發生；卻在數週內，一口氣發生幾十年才出現一次的巨變。」列寧的這句話總結了我們多數人對 2020 年事件的感受。並不是說之前什麼都沒發生，在我看來，過去幾十年間發生了很多大規模的事件，但新冠肺炎（ COVID-19 ）引發的變化卻是史無前例​​。 隨著一些國家逐漸擺脫封城，現下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何去何從？

許多跡象顯示，我們希望保有過去 3 個月的正面表現，並將這場危機視為過渡與帶來系統性變革的機會。 但是，我們如何能夠善用這個封城後的機會（ kairos ），進而開創一個更好的世界呢？

為了實現改進與確認目標，當然要使用經得起考驗的方法。 當英國在二戰後需要一個復甦計劃時，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 ）確定了五個需要同時解決的問題：貧困、疾病、無知、骯髒和懶惰。 他的報告為二戰後的英國成為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並指引了未來 30 年的社會改革。 對於當前的危機，歷史學家彼得·軒尼詩（Peter Hennessy）提出了另外五個優先事項：社會關懷、社會福利住宅、技術教育、氣候變遷以及迎接人工智慧的準備。

毋庸置疑的，上述這些都需要被解決，但我想知道單一的具體目標是否也能帶來永續和連動的變化與改進。 因此，我相信我們也需要重視價值觀。 畢竟，價值觀是我們行動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當然，每一個目的都蘊含著一個更廣更深且包羅萬象的價值觀。舉個例，與達到預期體重、戒酒或在特定時間內跑個幾公里等具體目標相比，「健康」的價值可以使我們的生活方式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作為一種價值觀，它還幫助我在多個層面上理解「健康」的概念：不僅作為身理上健康的特定方向，更可作為心理和情緒上的健康，那麼，何不再加上「精神上的健康」呢？它甚至可以讓我們反省健康的基本原則以及在各層面上的應用：平衡、和諧、中庸、不多也不少……等等。

然而，僅憑具體的目標就能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嗎？我們還必需要建立個人基礎上的內在信仰體系和價值觀--讓我們不要忘記獲利也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世界如愛因斯坦所說，是我們思維的產物，那麼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以產生更好的思脈絡。 我們需要訓練自己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以及在不同情況時，基於核心原則所進行的哲學試煉。 我們亦需要故事和敘述來傳播它們，並向它們敞開心扉。

價值觀總能提升具體行動的力量。 然而，長遠來看，單靠具體行動可能無法永續的喚醒和傳遞一個人人都能萌生價值觀的世界。 那麼，我們需要價值觀或特定目標嗎？ 答案不是二擇一（or)而是兩者兼俱(and)。

我們需要哪些價值觀來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這是一個激發我們思考和對話的問題。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敢肯定，其中會特別強調「我們」。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非洲黑人女性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 ）說：「人類的愛、同情、團結、關懷和寬容的普世價值觀應該成為全球倫理的基礎，它們應該滲透到文化、政治、貿易、宗教和哲學中。」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在奈爾森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紀念館的演講中優美地表達了這一點：「南非的祖魯語有一個詞《烏班圖》（Ubuntu），這個字描述了曼德拉最偉大的天賦：他承認我們都以肉眼看不見的方式聯繫在一起； 人類是一體的； 我們通過與他人分享自己並關心我們周圍的人來實現自己。」